舒圣祥：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”毫无意义？
对于“看病难看病贵”这个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，数位赴京参加全国*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:中国看病不算难，也不算贵，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，导致医疗资源“拥挤”。为此，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委员准备了一个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”的提案。（中新社3月3道）在新医改已经快马加鞭进入实施阶段的今天，对于公众体认最为深刻并且抱怨最多的“看病难看病贵”问题，医药卫生界的*协委员所关注的，却不是如何努力改变这一现象并且为此献计献策，而是为了“中国到底看病难不难”讨论得热火朝天，确实有些令人吃惊。倒不是说*协委员不能基于自身立场乃至自身利益来自由发表观点，而是这种观点本身距离公众共识实在太过遥远了。按常理，作为医疗卫生界的委员，很多本身就来自基层医院，应该对于患者看病之难拥有最为直接的体认和了解。为什么会得出绝然相反的观点呢？我猜想，要么可能他们自身所在医院看病并不拥挤，而又与那些在紧俏医院工作的同行缺少交流；要么就是想要维持现有紧俏格局，害怕丢失自己在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。站在患者的角度想一想，谁看病不是想看好，而只是为了“看医生”？一部分医院看病并不难，是否就可以称为看病不难呢？一部分医院生意并不好，是否就可以说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呢？如果一些医院门庭冷落而另一些医院拥挤不堪，难道只是因为患者的盲从和愚昧吗？由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导致的医疗技术实力悬殊，难道不是重要原因？具体到患者个人的“看病难看病贵”当然是一个真问题，但是要“定义看病难”却基本是一个伪问题。“看病难”没有“明确的定义和标准”，也不需要有“明确的定义和标准”。没有，是因为“看病难”本身就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，而且它必须具体到个人的感受，不能用平均数来概括；不需要，是因为这样的“定义和标准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——公众既不会因为“定义和标准”之下的“看病不难”而感到欣慰和释然，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的格局也不会因之而得到改善。相反，“定义和标准”之下的“看病不难”，只会加深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的合法性，进而固化冷热不均的既有格局。徐勇委员说:“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，那是难。但这种难，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，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。”如果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”，只是为了“划定”人们“抱怨的范围”，同时“断绝”人们“不合理的抱怨”；那么，除了让有关医院和管理当局可能获得阿Q式的自我无愧感之外，我实在看不出兴师动众地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”的任何价值。要知道，患者都是理性人，在本地医疗资源同等发达的情况下，是没有人愿意为了那些极易治好的常见病而“全国病人上协和”的。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”就不必了，争论看病难不难也可以停歇了，因为你的不难永远不能代替别人的不难，而当认为看病难者占到多数时，那么看病想必确实就是难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无论谁也不足以“代民而言”。现在，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是积极探讨如何改变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，为新医改的深入开展而献计献策。